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校內的碑文 徳川幕府實行鎖國令兩百多年後，在 1853 年被美利堅合眾國的培里（Matthew
Perry）所率領的艦隊強行進入江戸湾要求開國，從此敲開了幕府的第一道裂痕。
1863 年長州藩決定違反幕府的禁令，私運了 5 名藩士送往倫敦大學學院（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）學習技術。這 5 人分別為伊藤博文、井上馨、山尾庸三、井上勝、遠藤謹助。
那年代若私自出國是要被判處死刑的，長州藩提供他們一些經費，但若事跡敗露是不會承認與此事有任何關係，所以他們是抱著必死決心前往英國求學。
當年的五月，5 人經由在長崎的蘇格蘭商人葛洛弗（Thomas Blake Glover）從中介紹給駐日英國領事高爾（Abel Gower），然後安排他們喬裝成苦力模樣搭著怡和洋行的商船，從横浜出港到上海準備前往英國。
不過在上海這裡出了些問題。
伊藤博文與井上馨坐上一條 300 噸的小船先行出發，兩人原是船客，但陰錯陽差下卻被登記成船員見習生，結果不但在船上以低階水手身份做苦工，而且還受盡白種人的輕蔑與歧視，加上飲食供給不足與不適而生病，險些死在途中，所幸最後仍咬牙撐過而抵達英國。
其餘三人的運氣就好多了，十天後搭著 5,600 噸的超大型商船出發，同年十一月到英國倫敦。
雖在行前伊藤等人就已多少知道外國的一些優勢，然而在上海看到停靠著上百艘西方船艦的驚人場景，又在倫敦見識到許多的工廠、倉庫、巨大的蒸汽船，以及當年才剛開通的第一條倫敦地下鐵後，才真正清楚雙方在工業文明上的差距，瞭解到當時想要擊退外國人、繼續維持鎖國的單純攘夷思想有多麼不切實際。
不過在上海這裡出了些問題。
伊藤博文與井上馨坐上一條 300 噸的小船先行出發，兩人原是船客，但陰錯陽差下卻被登記成船員見習生，結果不但在船上以低階水手身份做苦工，而且還受盡白種人的輕蔑與歧視，加上飲食供給不足與不適而生病，險些死在途中，所幸最後仍咬牙撐過而抵達英國。
其餘三人的運氣就好多了，十天後搭著 5,600 噸的超大型商船出發，同年十一月到英國倫敦。
雖在行前伊藤等人就已多少知道外國的一些優勢，然而在上海看到停靠著上百艘西方船艦的驚人場景，又在倫敦見識到許多的工廠、倉庫、巨大的蒸汽船，以及當年才剛開通的第一條倫敦地下鐵後，才真正清楚雙方在工業文明上的差距，瞭解到當時想要擊退外國人、繼續維持鎖國的單純攘夷思想有多麼不切實際。
1860 年的倫敦大學學院
出發前，英國領事高爾先生就已請託怡和洋行帶領他們入校，並由該校的化學教授威廉森（Alexander Williamson）與他的妻子代為照顧這群長州武士。
由於倫敦大學學院是當時英國唯一不分宗教、階級的學校，所以並不會拒絕他們入校。威廉森教授也幫忙辦好特別入學註冊，並將其中四人排好英文課以及由他教導的分析化學。
由於倫敦大學學院是當時英國唯一不分宗教、階級的學校，所以並不會拒絕他們入校。威廉森教授也幫忙辦好特別入學註冊，並將其中四人排好英文課以及由他教導的分析化學。
英國化學教授 Alexander Williamson
就在一行人於倫敦留學之際，國內的局勢卻風雲劇變。
五人離開日本後沒多久，轉為強硬攘夷主義的長州藩對通過関門海峡的外國船隻無預警砲轟，隔月美法軍艦報復性朝停泊的長州船隻、陸上的砲台砲擊（下関戦争）。
長州藩很可能將會與英、法、美、荷四國同時開戰，隔年（1864）從《泰晤士報》得知此消息的五人心急如焚，知道一旦開戰，長州藩必定覆滅並可能淪為外國的殖民地。伊藤博文與井上馨勸其他三人繼續完成學業，而由他們回國勸說[2]。
1866 年遠藤謹助學成回國，其餘兩人也在 1868 年返回日本[3]。這五人回國後都對之後日本政治與社會造成相當的影響，被稱之為長州五傑（Choshu Five）。
而在長州五傑偷渡留學的兩年之後，也有薩摩藩的 五代友厚、寺島宗則、森有禮 等 19 人，追隨他們的腳步前往英國留學，這些人都是推動日本現代化的功臣之一。
五人離開日本後沒多久，轉為強硬攘夷主義的長州藩對通過関門海峡的外國船隻無預警砲轟，隔月美法軍艦報復性朝停泊的長州船隻、陸上的砲台砲擊（下関戦争）。
長州藩很可能將會與英、法、美、荷四國同時開戰，隔年（1864）從《泰晤士報》得知此消息的五人心急如焚，知道一旦開戰，長州藩必定覆滅並可能淪為外國的殖民地。伊藤博文與井上馨勸其他三人繼續完成學業，而由他們回國勸說[2]。
1866 年遠藤謹助學成回國，其餘兩人也在 1868 年返回日本[3]。這五人回國後都對之後日本政治與社會造成相當的影響，被稱之為長州五傑（Choshu Five）。
而在長州五傑偷渡留學的兩年之後，也有薩摩藩的 五代友厚、寺島宗則、森有禮 等 19 人，追隨他們的腳步前往英國留學，這些人都是推動日本現代化的功臣之一。
日本能避免淪為歐美列強的殖民地，做到了包括中國等其他亞洲國家都辦不到的事，我想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人即使在仇恨之中，也沒喪失謙虛地向敵人學習的態度，才造就了所謂「十九世紀的日本奇蹟」。
左後：遠藤謹助、左前：井上馨、中：井上勝、右後：伊藤博文、右前：山尾庸三
電影《長州ファイブ》劇照
長州五傑人物簡介：
井上馨（1836~1915，留英時為廿八歲，享年八十一歲），年少時是藩內攘夷派，曾隨長州藩天才 高杉晋作 一同參與燒毀英國大使館行動。留英後轉為開國論者，下関戦争時與伊藤博文回國為和談事宜出盡心力，也與會由 坂本龍馬 為仲介的薩長同盟。
明治維新後入主大蔵省（約同於財政部），爾後於伊藤 3 次組閣時，分別就任外務大臣（外交部長）、内務大臣（約同於內政部長）和大蔵大臣。
遠藤謹助（1836~1893，留英時為廿七歲，享年五十八歲），歸國與英國海軍提督會面後，在下関就任常駐外交使節。
1870 年到他死去，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大阪造幣局。1881 年就任造幣局局長，而現在每年公開、極富盛名的賞櫻景點「桜の通り抜け」，就是在遠藤局長時期指示才開始的。
在他過世前的任內，終於以日本職人製造出西洋式貨幣，被後人稱為「造幣之父」。
山尾庸三（1837~1917，留英時為廿六歲，享年八十一歲），年輕時是極度的攘夷派，曾與伊藤博文一同暗殺過一位學者 塙次郎，偷渡送出國後變為完全的開國主義者。
到了英國之後轉往蘇格蘭，在史崔克萊德大學（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）前身的安德森學院夜校唸英文與工程學，白天則在造船廠當見習生。1868 年回到日本於明治政府就職，極力鼓吹人才的重要性，創設了現在東京大学工学部的前身工部大学。
因受蘇格蘭造船廠裡聾啞技工的感動，山尾於 1880 年創立了日本第一間專為身障人士所開的學校。
伊藤博文（1841~1909，留英時為廿二歲，享年六十九歲），在未離開日本前也是攘夷派，與好友井上馨參與了高杉晋作的燒毀英國大使館行動，同樣地，留學英國之後就此轉為開國派。在留英時期得知下関戦争爆發，與井上馨回國參與調停。
明治維新後在政府內多任於外交事務，1885 年就任日本第一位内閣総理大臣（約等同首相，但當時総理大臣的權力很小），並參與制立大日本帝国憲法。爾後又出任過 4 次内閣総理大臣，前後加起來將近八年的時間。就任日清戦争、日露戦争期間的首任韓國總監，1909 年於哈爾濱被朝鮮的民族主義人士開槍暗殺身亡。
井上勝（1843~1910，留英時為廿歲，享年六十八歲），年幼受到洋學派父親的影響，曾學過西洋兵學、砲術，並在函館向英國領事館員學過英文。有鑒於此，他也被長州藩選為秘密送往英國的留學生之一，在倫敦學習礦山與鐵道等技術。
1868 年歸國後就任藩內的礦業管理，很快的就被明治政府延攬於鐵道工程等相關工作，監督了包括東海道等多條日本國內的鐵道開通。1893 年辭去鉄道庁長官，目的是為了要完成火車國產化的心願，1896 年在大阪創立汽車製造合資会社（簡稱 汽車製造），是日本第一家民間蒸汽火車製造商[4]，井上勝也被後人稱為「鐵道之父」。
[1]攘夷與開國只是兩種最基本的思想，真實的情況比字面上來得更複雜。例如當時幕府心態是朝向開國，但這是種被脅迫後所產生的消極主義，幕府真正在乎的只有如何繼續維持自己的政治權力，但事實上已一步步陷入了列強慣用的殖民地策略，他們並沒有比單純的攘夷派高明多少。
[2]1864 年六月伊藤博文與井上馨兩人回到日本，分別對英國領事與長州藩主展開遊說。可惜藩內掌權派仍堅持攘夷政策不退讓，戰爭再度爆發，英、法、美、荷四國聯合艦隊砲轟下関，隔日更登陸與長州兵交戰，並且拆除了所有陸上砲台（部分現存於巴黎的 Les Invalides），聯軍得到全面性的勝利（下関戦争）。
[3]當時幕末風雲児坂本龍馬已被暗殺身亡，日本最後一場內戰戊辰戦争也已接近尾聲，新政權（明治政府）即將開始正式運作。
[4]日本第一台蒸汽火車頭是在 1893 年於神戸製成，但其實那是由英國工程師 Francis Trevithick 所監製，並且許多零件、材料也不是日本工廠所製造，而是由英國運送過來的。
1902 年，井上勝的汽車製造和尾張藩士 奧田正香 所創的日本車両製造株式会社合作，以英製火車頭作為參考模仿的範本，終於成功量產完全由日本人製造的蒸汽火車頭（230 型）。
♡ 五代友厚（大阪）史跡巡禮
圖片來源：UCL、JREF、長州ファイ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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