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校內的碑文 徳川幕府實行鎖國令兩百多年後,在 1853 年被美利堅合眾國的培里(Matthew
Perry)所率領的艦隊強行進入江戸湾要求開國,從此敲開了幕府的第一道裂痕。
1863 年長州藩決定違反幕府的禁令,私運了 5 名藩士送往倫敦大學學院(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)學習技術。這 5 人分別為伊藤博文、井上馨、山尾庸三、井上勝、遠藤謹助。
那年代若私自出國是要被判處死刑的,長州藩提供他們一些經費,但若事跡敗露是不會承認與此事有任何關係,所以他們是抱著必死決心前往英國求學。
當年的五月,5 人經由在長崎的蘇格蘭商人葛洛弗(Thomas Blake Glover)從中介紹給駐日英國領事高爾(Abel Gower),然後安排他們喬裝成苦力模樣搭著怡和洋行的商船,從横浜出港到上海準備前往英國。
不過在上海這裡出了些問題。
伊藤博文與井上馨坐上一條 300 噸的小船先行出發,兩人原是船客,但陰錯陽差下卻被登記成船員見習生,結果不但在船上以低階水手身份做苦工,而且還受盡白種人的輕蔑與歧視,加上飲食供給不足與不適而生病,險些死在途中,所幸最後仍咬牙撐過而抵達英國。
其餘三人的運氣就好多了,十天後搭著 5,600 噸的超大型商船出發,同年十一月到英國倫敦。
雖在行前伊藤等人就已多少知道外國的一些優勢,然而在上海看到停靠著上百艘西方船艦的驚人場景,又在倫敦見識到許多的工廠、倉庫、巨大的蒸汽船,以及當年才剛開通的第一條倫敦地下鐵後,才真正清楚雙方在工業文明上的差距,瞭解到當時想要擊退外國人、繼續維持鎖國的單純攘夷思想有多麼不切實際。
不過在上海這裡出了些問題。
伊藤博文與井上馨坐上一條 300 噸的小船先行出發,兩人原是船客,但陰錯陽差下卻被登記成船員見習生,結果不但在船上以低階水手身份做苦工,而且還受盡白種人的輕蔑與歧視,加上飲食供給不足與不適而生病,險些死在途中,所幸最後仍咬牙撐過而抵達英國。
其餘三人的運氣就好多了,十天後搭著 5,600 噸的超大型商船出發,同年十一月到英國倫敦。
雖在行前伊藤等人就已多少知道外國的一些優勢,然而在上海看到停靠著上百艘西方船艦的驚人場景,又在倫敦見識到許多的工廠、倉庫、巨大的蒸汽船,以及當年才剛開通的第一條倫敦地下鐵後,才真正清楚雙方在工業文明上的差距,瞭解到當時想要擊退外國人、繼續維持鎖國的單純攘夷思想有多麼不切實際。
1860 年的倫敦大學學院
出發前,英國領事高爾先生就已請託怡和洋行帶領他們入校,並由該校的化學教授威廉森(Alexander Williamson)與他的妻子代為照顧這群長州武士。
由於倫敦大學學院是當時英國唯一不分宗教、階級的學校,所以並不會拒絕他們入校。威廉森教授也幫忙辦好特別入學註冊,並將其中四人排好英文課以及由他教導的分析化學。
由於倫敦大學學院是當時英國唯一不分宗教、階級的學校,所以並不會拒絕他們入校。威廉森教授也幫忙辦好特別入學註冊,並將其中四人排好英文課以及由他教導的分析化學。
英國化學教授 Alexander Williamson
就在一行人於倫敦留學之際,國內的局勢卻風雲劇變。
五人離開日本後沒多久,轉為強硬攘夷主義的長州藩對通過関門海峡的外國船隻無預警砲轟,隔月美法軍艦報復性朝停泊的長州船隻、陸上的砲台砲擊(下関戦争)。
長州藩很可能將會與英、法、美、荷四國同時開戰,隔年(1864)從《泰晤士報》得知此消息的五人心急如焚,知道一旦開戰,長州藩必定覆滅並可能淪為外國的殖民地。伊藤博文與井上馨勸其他三人繼續完成學業,而由他們回國勸說[2]。
1866 年遠藤謹助學成回國,其餘兩人也在 1868 年返回日本[3]。這五人回國後都對之後日本政治與社會造成相當的影響,被稱之為長州五傑(Choshu Five)。
而在長州五傑偷渡留學的兩年之後,也有薩摩藩的 五代友厚、寺島宗則、森有禮 等 19 人,追隨他們的腳步前往英國留學,這些人都是推動日本現代化的功臣之一。
五人離開日本後沒多久,轉為強硬攘夷主義的長州藩對通過関門海峡的外國船隻無預警砲轟,隔月美法軍艦報復性朝停泊的長州船隻、陸上的砲台砲擊(下関戦争)。
長州藩很可能將會與英、法、美、荷四國同時開戰,隔年(1864)從《泰晤士報》得知此消息的五人心急如焚,知道一旦開戰,長州藩必定覆滅並可能淪為外國的殖民地。伊藤博文與井上馨勸其他三人繼續完成學業,而由他們回國勸說[2]。
1866 年遠藤謹助學成回國,其餘兩人也在 1868 年返回日本[3]。這五人回國後都對之後日本政治與社會造成相當的影響,被稱之為長州五傑(Choshu Five)。
而在長州五傑偷渡留學的兩年之後,也有薩摩藩的 五代友厚、寺島宗則、森有禮 等 19 人,追隨他們的腳步前往英國留學,這些人都是推動日本現代化的功臣之一。
日本能避免淪為歐美列強的殖民地,做到了包括中國等其他亞洲國家都辦不到的事,我想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人即使在仇恨之中,也沒喪失謙虛地向敵人學習的態度,才造就了所謂「十九世紀的日本奇蹟」。
左後:遠藤謹助、左前:井上馨、中:井上勝、右後:伊藤博文、右前:山尾庸三
電影《長州ファイブ》劇照
長州五傑人物簡介:
井上馨(1836~1915,留英時為廿八歲,享年八十一歲),年少時是藩內攘夷派,曾隨長州藩天才 高杉晋作 一同參與燒毀英國大使館行動。留英後轉為開國論者,下関戦争時與伊藤博文回國為和談事宜出盡心力,也與會由 坂本龍馬 為仲介的薩長同盟。
明治維新後入主大蔵省(約同於財政部),爾後於伊藤 3 次組閣時,分別就任外務大臣(外交部長)、内務大臣(約同於內政部長)和大蔵大臣。
遠藤謹助(1836~1893,留英時為廿七歲,享年五十八歲),歸國與英國海軍提督會面後,在下関就任常駐外交使節。
1870 年到他死去,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大阪造幣局。1881 年就任造幣局局長,而現在每年公開、極富盛名的賞櫻景點「桜の通り抜け」,就是在遠藤局長時期指示才開始的。
在他過世前的任內,終於以日本職人製造出西洋式貨幣,被後人稱為「造幣之父」。
山尾庸三(1837~1917,留英時為廿六歲,享年八十一歲),年輕時是極度的攘夷派,曾與伊藤博文一同暗殺過一位學者 塙次郎,偷渡送出國後變為完全的開國主義者。
到了英國之後轉往蘇格蘭,在史崔克萊德大學(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)前身的安德森學院夜校唸英文與工程學,白天則在造船廠當見習生。1868 年回到日本於明治政府就職,極力鼓吹人才的重要性,創設了現在東京大学工学部的前身工部大学。
因受蘇格蘭造船廠裡聾啞技工的感動,山尾於 1880 年創立了日本第一間專為身障人士所開的學校。
伊藤博文(1841~1909,留英時為廿二歲,享年六十九歲),在未離開日本前也是攘夷派,與好友井上馨參與了高杉晋作的燒毀英國大使館行動,同樣地,留學英國之後就此轉為開國派。在留英時期得知下関戦争爆發,與井上馨回國參與調停。
明治維新後在政府內多任於外交事務,1885 年就任日本第一位内閣総理大臣(約等同首相,但當時総理大臣的權力很小),並參與制立大日本帝国憲法。爾後又出任過 4 次内閣総理大臣,前後加起來將近八年的時間。就任日清戦争、日露戦争期間的首任韓國總監,1909 年於哈爾濱被朝鮮的民族主義人士開槍暗殺身亡。
井上勝(1843~1910,留英時為廿歲,享年六十八歲),年幼受到洋學派父親的影響,曾學過西洋兵學、砲術,並在函館向英國領事館員學過英文。有鑒於此,他也被長州藩選為秘密送往英國的留學生之一,在倫敦學習礦山與鐵道等技術。
1868 年歸國後就任藩內的礦業管理,很快的就被明治政府延攬於鐵道工程等相關工作,監督了包括東海道等多條日本國內的鐵道開通。1893 年辭去鉄道庁長官,目的是為了要完成火車國產化的心願,1896 年在大阪創立汽車製造合資会社(簡稱 汽車製造),是日本第一家民間蒸汽火車製造商[4],井上勝也被後人稱為「鐵道之父」。
[1]攘夷與開國只是兩種最基本的思想,真實的情況比字面上來得更複雜。例如當時幕府心態是朝向開國,但這是種被脅迫後所產生的消極主義,幕府真正在乎的只有如何繼續維持自己的政治權力,但事實上已一步步陷入了列強慣用的殖民地策略,他們並沒有比單純的攘夷派高明多少。
[2]1864 年六月伊藤博文與井上馨兩人回到日本,分別對英國領事與長州藩主展開遊說。可惜藩內掌權派仍堅持攘夷政策不退讓,戰爭再度爆發,英、法、美、荷四國聯合艦隊砲轟下関,隔日更登陸與長州兵交戰,並且拆除了所有陸上砲台(部分現存於巴黎的 Les Invalides),聯軍得到全面性的勝利(下関戦争)。
[3]當時幕末風雲児坂本龍馬已被暗殺身亡,日本最後一場內戰戊辰戦争也已接近尾聲,新政權(明治政府)即將開始正式運作。
[4]日本第一台蒸汽火車頭是在 1893 年於神戸製成,但其實那是由英國工程師 Francis Trevithick 所監製,並且許多零件、材料也不是日本工廠所製造,而是由英國運送過來的。
1902 年,井上勝的汽車製造和尾張藩士 奧田正香 所創的日本車両製造株式会社合作,以英製火車頭作為參考模仿的範本,終於成功量產完全由日本人製造的蒸汽火車頭(230 型)。
♡ 五代友厚(大阪)史跡巡禮
圖片來源:UCL、JREF、長州ファイ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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